小时候，年年盼年，不识愁滋味，听不懂母亲说的“年好过，日子不好过”。长大了，四处飘荡，不盼年，年自到，倦了，不再喜欢过年。但一提起小时候过年的那些事，就好像下到河里的鱼苗，随便一打捞，满满地就粘了一网。

灶王爷

年，基本是从腊月二十三这天开始的。父亲拿几支“二踢脚”，“叮”“咣”两声巨响，就拉开了年的序幕。

起先是进入腊月，当仓房里的大缸装满了冻豆包，二缸装满了冻猪肉，母亲就选个好日子，拆洗被褥窗帘，擦桌抹柜。再包上头巾，给鸡毛掸子裹上抹布，踩着凳子擦棚顶，开始“扫年尘”。除旧纳新，干净清爽，好迎接新年。

到了农历腊月二十三，过小年这一天，母亲起个大早，拿一张事先买好的灶王爷画像，蹲在炕台边，一边点火，一边虔诚地念叨着，“送灶王爷上天，请您老人家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”，随着一阵火光，“灶王爷”就升天了。

在我们内蒙古东北部地区民间过年的习俗里，灶王爷自从上一年除夕以来就一直留在家中，以保护和监察一家。到了腊月二十三，灶王爷便要回去天庭，向玉皇大帝汇报这家人一年来的善行或恶行。

灶王爷被认为是为天上诸神引路的。在大年三十晚上十二点，在民间众人“接神”的鞭炮声中，灶王爷便带着一家人应该得到的吉凶祸福，会同其他诸神一起来到人间。

因为母亲姓赵，小时候我以为灶王爷是“赵王爷”，心中充满了对“赵”这个姓氏的敬畏，一度还央求母亲给我改姓赵，遭到父亲的呵斥，后来做罢。

春联

过年贴春联、福字，就好像过年要吃饺子一样，是必须有的。小时候我家过年基本不买春联，只买红纸，因为父亲会写毛笔字，自己写春联。

父亲先在炕上放一张长方形红漆炕桌，再命令我们几个孩子裁好大红纸，倒上墨汁，然后他饱蘸浓墨，龙飞凤舞，一蹴而就。而此时，母亲抓一把白面放进搪瓷缸子，加点水，在灶膛上打好了浆糊。我和哥哥姐姐拿着写好的春联一路飞奔，贴到大门、房门、仓房门等各处，浓浓的“年味”就出来了。

有时父亲写得兴起，多写十几副，就送给亲戚和左邻右舍。再多就贴到房子的外墙上，红红绿绿的，墙好像穿上了花衣裳，满是过年的喜气。不只是春联，还有长长的春条，我记得有一年春条是这样写的——“宜入新春春景发，发福生财财进家，家中平安安是福，福寿双全第一家。”写春条的红纸又窄又长，从房梁往下，一直贴到炕席上方，长长的煞是好看。

父亲不仅爱写春联，还常常自己编词，给每幅年画都配上一副对联。我记得有一幅古装仙女图，父亲给配了这样一副对联——呀，这是谁家女子？原来是纸上佳人！逗得我们哈哈笑。

除了给人住的房子贴春联，还要给牲畜们写一些，比如肥猪满圈、金鸡满架之类的，寄予着来年六畜兴旺的寓意。出门口的柱子贴上“抬头见喜”，水井贴上“井泉大吉”，一派喜庆吉祥之气。

不过有一年村里一户人家闹了笑话。那家主妇不识字，见是四个字的小春联就随意贴了一气。结果她把“肥猪满圈”贴在了卧房一进门的房梁上，误以为是“抬头见喜”，让人差点笑掉了牙。

挂钱儿

挂钱儿是一种剪纸类的装饰品，用彩纸做的，长方形，有边框、字、吉祥图案，底边是一排剪出来的穗，一般挂在门楣、窗框上，也有的贴在对联横批底下，很能烘托春节气氛。挂钱儿一般不是一张一张地剪，而是码好一沓纸，用刻刀批量刻出来，所以做得都不太精细，反而有一种粗线条的美感。

三叔早年间很会刻挂钱儿。记得小时候快过年时，三叔就会把彩纸裁成长方形，码成整齐的一撂儿，先用笔画出样子，然后用刻刀和锤子一下一下地敲刻，不多时就做出了很多挂钱儿。也有手巧的人，不只能刻出燕子、鱼儿的图案，还能刻出“招财进宝”等吉祥字。一把刻刀，一次可以刻十几二十几张。然后，到街头热闹处摆摊出售，既显示了手艺，也能换回几个零花钱。

在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中，就已经有了挂钱儿的相关记载。到了唐代挂钱儿的雏形渐成，到了清代，挂钱儿正式成形。它名字中有个“钱”字，把它们挂在门前屋檐下，寓意着新的一年中，财源会滚滚而来。

年画

小时候，大多数人家住的是土房，过年时都要糊墙，一般用旧报纸，糊得到处都是字。我小时候经常和姐姐看着墙上的报纸，玩找字游戏，这大约算是最早的文字启蒙了。不过作为过年最重要的气氛烘托，报纸还远远不够，最重要的角色，非年画不可。

我最喜欢那时候的年画，真有文化味。除了抱鱼的胖娃娃、满面笑容的老寿星之类的单幅年画外，最好看的是影印的连环年画，一套四五张，从头到尾有连贯的故事情节，非常好看。我常常着迷地站在年画前，一看就是个把小时。直到现在我还记得，家里贴过的年画有《龙女》《大侠霍元甲》《龙凤缘》《杨家将》《上海滩》，有的是画的，有的是影印的，特别好看。

后来我上小学五年级时，家里盖了新瓦房，墙壁刷了白白的漆，这时就不再挂年画了，取而代之的是“油画”。这不是美术界定义的那种油画，而是薄薄的塑料上油印着的一些明星画。虽说看上去鲜艳了很多，但是缺少了纸质年画的隽永，很流俗，我也并不喜欢。

年夜饭

说一千道一万，最要紧的是三十儿晚上那顿饭。我们这些上学的，后来去外地上班的孩子们，都回来过年。父亲提早制定年夜饭菜谱，早早采买肉、菜，办齐了年货。年夜饭是相当隆重而神圣的。这顿饭说到底，吃的是团圆，吃的是喜庆，吃的是辞旧迎新。一家人不管走出多远，千里万里，年三十儿晚上这顿饭是一定要回来和亲人一块儿吃的。

在比较讲究的人家，过年这天的年夜菜一般要做十二道，寓意着一年里的十二个月，菜分六荤六素。普通人家的年夜饭里，至少也有鸡有鱼，鸡代表着吉祥如意，鱼寓意着年年有余。还有一道必不可少的，就是杀猪菜。我父亲把杀猪菜改良了，不只是大肉片加血肠，他支起炭火锅，用鱼汤、鸡汤、排骨汤做底汤，再下杀猪菜，又加进去羊肉片、海鲜料，使得这一锅菜鲜香无比。连素不嘴馋的我都觉得这道菜太美味了，简直无与伦比，任何一个饭店大厨也做不出来。在我的记忆中，这道菜是我家过年的招牌菜，属于过年必备，也只有我父亲会做。

当然，这一天做的所有菜里，都不放蒜。蒜与“算”谐音，过年这天不吃蒜，据说就不会被小人算计。

有一年，弟弟打算在年夜饭里加道菜——油炸家雀儿。他老早就在院里支起一张大网，在前面空地撒上玉米粒。可是等了好几天，一只鸟儿也没有捉到，弟弟纳闷了好几天。其实，是我不忍心见到鸟儿被吃，天天瞄着那张网，一见到有鸟儿粘到网上，便跑出去小心翼翼地将鸟儿解下来放飞，几天之中放飞了至少二三十只鸟儿。弟弟至今也不知原委。

守岁

除夕是团圆之夜，即使亲人远在天涯，也要在除夕之前赶回家，一起吃年夜饭，守岁。除夕夜的意义非凡，在历史上甚至有过连监中的犯人也释放回家团聚过年的故事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都不能出去串门，要在家守岁，包饺子。我们还小，常常不等吃饺子就困了，母亲就从仓房的大缸里拿出一盆冻得杠杠硬的冻秋梨，用凉水泡上。过半小时再看，冻秋梨跟水已经连在一起结成了冰水。敲碎冰水，拿出带着冰碴儿的冻秋梨，正瞌睡的时候吃上一颗，“咝”的一下，全身一个激凌，冰得人立马就精神了。过年必须买冻秋梨，作用可大了。

十二点钟声一到，家家户户放鞭炮“接神”，这时候母亲开始煮饺子， 爸爸带着哥哥和弟弟去院子里放鞭炮，我和姐姐裹着棉袄，站在门口开门，好让“神”进来。“接神”完毕，饺子上桌，父亲母亲便端坐在炕头上，等着我们拜年。哥哥、姐姐、我、弟弟，依次进行，男孩磕头，女孩鞠躬行礼，说一声“爸，过年好！妈，过年好！”父亲母亲笑着说，“好，好！”母亲把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我们，然后我们这才上桌吃饺子。这一刻，长幼有序，其乐融融，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。

除夕晚上睡觉灯不能关，所有房间的灯都一直亮着。母亲说，新一年就要红红火火，亮亮堂堂呀！

二

我后来离开家乡到了通辽市里，在环哲书社工作了三年。环哲书社的王长海老师讲起他小时候过年的事，有着与我不同的记忆。王老师老家在科尔沁区木里图镇高家围子村，这个村一户姓高的人家也没有。据说早年间通辽有一个姓高的地主在此圈地，村子由此得名。

说书

那时候没有电视，好点的人家有个小收音机，过年时听听通辽县广播站播出的戏曲、相声啥的，就相当高兴了。再好一点，十家八家的凑份子请个说书先生，凑点吃喝，挤在南北大炕上听东北大鼓书，也是难得的娱乐。大伙儿有滋滋儿喝茶的，有叭叭猛抽旱烟袋的，屋子里烟气腾腾。什么《三侠五义》《薛刚反唐》《岳飞传》……说书人隔三岔五还讲个荤段子，逗得老少爷们哈哈大笑，大姑娘小媳妇羞羞答答。临走时端盆收份钱子，有的扔硬币，有的给豆包，有爱恶作剧的家伙故意把硬梆梆的驴粪蛋扔进盆子，因说书先生多是盲人，看不见，听得“当当”的声音，以为是豆包呢，连说“谢谢！”

拜年

除夕这天晚上，不管多困，半夜十二点一过，父亲吼一声，“起来，拜年啦！”孩子们就提着用秫秸糊的纸灯笼，成帮结伙去长辈家拜年。直系亲属都要在十二点以后去拜，这是规矩。那时候很多人家里供奉着“祖宗板”，平时卷起来，过年这几天拿出来，摆几样果品供上。

孙男娣女们多是在除夕后半夜或初一早上，一进门先给“祖宗板”磕个响头，然后挨个向屋子里的长辈们磕头行礼，一时间“爷爷”“奶奶”“大爷”“二姑”“三婶子过年好！”的叫声不绝于耳，煞是热闹。长辈们矜持地端坐炕上，从屁股底下拽出个三毛两毛钱，给孩子们发压岁钱。

玩乐

整个腊月、正月大人们闲着无事，放任孩子疯玩。小女孩玩得比较文明，经常踢口袋、欻嘎拉哈。猪嘎拉哈比较常见，块头大，稍显粗糙，相比之下，羊嘎拉哈很小巧，颜色亮白，晶莹剔透，谁要是有几个羊嘎拉哈，绝对惹人羡慕。男孩子们玩得比较疯，扇啪几、弹玻璃球、遛铁圈之类的玩腻了，就琢磨着坏主意了。正月份生产队休息，车具入库，男孩们想办法把生产队里的双轮划犁偷出来，放到村西头结冰的大泡子上，轮流坐着当冰车滑，被生产队长发现，往往一顿臭骂。

生产队的驴散放着，男孩们又去抓驴，一人骑一头。驴可不像马，脾气倔得很，往墙上蹭，往地上甩，总之不肯老老实实被骑。这事又被生产队长发现，队长吓出一身冷汗，吼叫着把孩子们总算赶了下去。

实在没啥玩的了，男孩们开始玩打仗游戏。村东头的小孩一伙，村西头的小孩一伙，每人手执一根秫秸或“毛嗑”秸子，模仿古书中的英雄人物，两伙先是分别派出“大将”交战，捉对厮杀。寒冬腊月，孩子们头戴狗皮帽，身穿小棉袄，脚蹬棉靰鞡，玩得汗流浃背，声嘶力竭，然后在各自母亲“回家吃饭”的喊声中各自散去。也有的小孩被打哭，但也不计较，下回还是乐此不疲。

冬天的夜晚，淘气的小男孩们也不安分，拎着手电筒上马棚子里掏鸟窝，一掏一个准。掏出来的家雀儿可就遭了殃，被放到灶膛里烤，吃起来又糊又香。

婚礼

农村多在冬天办喜事，有了闲钱，食物又能冻住，过年前后，就开始了嫁娶。那时候送亲都是用马车，也有马匹不够，用驴充数的。有一年，王长海的一位表哥结婚，女方送亲的马车队中有一头驴。知宾的老头告诉大伙说话小心点，千万别提驴的事。结果一个做菜的大师傅不小心说了一句“牲口进院了！”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，女方亲戚当时就翻脸了，立刻就要把新娘子拉回去。众人赶紧相劝，这才作罢。没想到大师傅咽不下这口气，做四喜丸子时，居然挑衅般地往碗里放了一根草。女方亲戚受到侮辱，再次大怒，几乎砸了桌子，众乡邻力劝，给足面子，这才勉强留下了新娘子。如今这个新娘子也已是白发苍苍的老祖母，孙子孙女一大堆了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青年结婚，仍然少不了媒婆介绍。有的媒婆很不负责任，两头瞒哄。高家围子村有个姓陆的小伙，到结婚那天，还没见过新娘子呢。当地讲究新娘子脚不沾土，新娘子下了马车后，坐在一把椅子上，两个年轻人抬着进门。洗手、扔钱一系列程序过后，姓陆的小伙揭开新娘子的盖头，当时心里就“咯噔”一下。咋了？原来这个新娘子个头仅有一米四几。可是木已成舟，小伙也只能认命了。没想到，这个其貌不扬的小脚兼小个子媳妇倒很能干，不仅把日子过得很红火，还给陆家生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。如今，这位小个子媳妇也已去世，留下了一大群孙子延续香火。

拉洋片

在王老师的记忆中，还有一件很遗憾的事，就是没有看到拉洋片。拉洋片是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，四周装上带镜头的木箱，箱子里装着数张图片。表演者在箱外拉动绳子，图片一张接一张地变换，表演者配以演唱或说词，解释图片的内容。

有一年过年，村里来了一个拉洋片的，5分钱看一次，他很想去看，可是母亲不允。母亲说这有啥好看的，还得5分钱！那年头，省下5分钱，还能买盒火柴呢。现在想想看，那个拉洋片的其实真没啥看头，不过在那贫寒的年月，这也是了不起的娱乐了。

乡村里过年，从进入腊月门，到正月初一拜大年，到初五那天包饺子“破五”，再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走百步，一直到二月二龙抬头，啃完“不香不臭猪头肉”，“年”才算正式过完。这期间，家庭主妇们还要“戒针”，不动针线活儿，否则会头疼。说是这么说，其中真假也无人细究。不过我母亲经常会在初五那天，象征性地拿针缝一缝，据说这样整个正月就可以不用“戒针”了。

一过二月二，年也彻底过完了。这时候，该收收心，继续过日子了！